Google 的中国问题和中国的Google问题

By CLIVE THOMPSON

这是 2006年3月23日纽约时报的长文，作者CLIVE THOMPSON是纽约时报杂志的记者，经常报道科技类问题。译者不详，本人根据原文做了一点点校订。

原文出处：Google's China Problem (and China's Google Prob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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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在中国：这不是Google

在中国，很多年轻人都把李开复当作名人。虽然比不上电影明星陈冠希或者演唱组合F4，但是这个44岁总是一身灰色西服的计算机专家确实吸引了一大群人。当这个新的Google中国公司的总裁在中国一所大学发表演说，讲中国的年轻人应该如何同外面的世界竞争的时候，黄牛党会把门票炒到60美元一张。还有一次，有8000名听众到场，学生们席地而坐，被李开复的每一句话所吸引。

不难看出为什么李开复被中国年轻的高科技一族视为偶像。他在台湾长大，之后去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卡内基梅隆学院深造，有着流利的中英文。在去年加入Google以前，他曾在加州为苹果公司工作，之后又效力于微软中国；他一手建立了位于北京的微软亚洲研发实验室。他对生活充满了乐观向上；去年，他出版了一本励志类的畅销书，《做最好的自己》（Be Your Personal Best），鼓励中国学生接纳美国资本主义的冒险精神。七年前，他建立微软实验室的时候，就聘用了好几十个中国顶尖的毕业生；现在他又在Google重复这样的步骤。“中国的学生绝对不同凡响，”当我今年二月在北京碰到他时，他这样对我说。“他们有着强烈的求知欲。”

当李谈到科技带来的巨大解放时，听起来几乎就是在传福音。他说，网络会给中国广大农村的社会底层带来更平等的机会；一旦国内的小乡村也实现了网络化，他说，距离北京或者上海几千里之外的学生也能够学习来自麻省理工或者哈佛的网络课程，从而实现充分的自我教育。李在去年夏天才加入Google的，但是他身上早已带着Google员工的那种执着的、乌托邦的气质：当他从微软转到Google的时候，他在个人网站上发表了一封感情洋溢的公开信，赞扬Google将信息传播给大众的这种使命感。他用了一个华丽的公式作为结论：“年轻+自由+平等+颠覆性创新+用户为本+不做恶=Google的奇迹。”

当我拜访李开复的时候，这个奇迹正在北京商业区的办公室里酝酿。这些小办公室看起来就像是在匆忙中租下来用的。狭小的房间里挤满了年轻中国人，他们穿着T-SHIRT，充满热情，围着巨大的纯平显示器，调试Google的新程序代码。“我们这些人所抱的理想都非常高尚而重要，”李告诉我。“首先考虑如何做出用户喜欢的东西，然后才考虑如何盈利。还有就是‘不做恶’”--- 李开复指的是Google公司的格言，“不当恶人”---“就这些而言，我想我在内心深处始终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但是Google最近几个月在中国的行动看起来却不怎么理想主义。在一月份，也就是李开复开办北京办事处不久，公司宣布将在中国市场推出新版本的搜索引擎。为了遵守中国审查制度，Google的代表解释说，公司同意净化所有中国政府不赞成的搜索结果，包括宣传法X功（一个被政府取缔的信教活动）的网站；宣扬言论自由的网站；或者任何提及1989天X门XX的网站。如果你在世界上的其它地方用google.com搜索“西藏”或者“法XX”，你将发现有成千的博客、新闻报道、和聊天室在讨论中国的镇压。但是在中文Google.cn上试试，绝大多数的链接都不见了。Google将把它们删得一干二净。

Google这一决定在美国并不顺利。二月份，公司主管被召到国会听证，并被比作是纳粹合作者。公司的股票下跌，抗议者举着标语在公司的加州总部外面抗议。Google虽然并非唯一一家在最近由于中国问题而受谴责的美国科技公司，而且也不是做的最过分的。但是，Google的管理者本应该另当别论。当公司在两年前上市的时候，公司年轻的创始人，Sergey Brin和 Larry Page 在写给证券所的文件中说，Google是“一个值得信任的，关注公众利益的公司。”而Google现在却向专制的中国政权以及背后的共产党示好，它该如何自圆其说？

我很难准确的了解李开复对于公司和中国集权政府的合作持怎样的态度。作为我和李开复会面的条件，Google不允许我提起有关此类的问题，只有在加州总部的主管者才被允许谈论此话题。但是当我和李谈起网络是如何改变中国的时候，他的一个观点颇能说明问题：李说，他所见到的和雇用的中国学生，其实并不渴望民主。“人们其实可以自由地谈论这个话题，”他补充说，也就是关于中国民主和人权的话题。我不认为他们在乎这个。我认为大家会说：“嘿，美国的民主自由制度，那是个好的执政方式。中国政治制度，不错还稳定，也是个好的执政方式。不管怎么样，我现在能去我喜欢的网站，交朋友，开开心心。”李开复说，当然啦，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以及博客、在线聊天的普及，在中国年轻人当中，自我表达和公共言论这类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但我不认为这有什么政治含义，”李说。“我认为这只是表明更多的人发现他们可以表达自己，并且被别人听到，他们喜欢这样做。”

这话在我听来有点像公司拆分（曾注：金融术语，指公司通过创立一家新的公司，将本公司业务和资产分割的做法），一种缩了水的关于言论自由的概念。但是如果你象我在过去几个月一样，和中国新一代网民相处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听到的类似观点的不同表达。年轻+自由+平等+不当恶人，这一公式几乎没有常数，却有各种可能的解答。对当前的中国人来说，何谓自由？审查制度有程度之分吗，限制信息的方式有更好和更坏之别吗？在美国，这样的问题本身就无法接受---没法对话了。但是在中国，正如Google所发现的那样，对话才刚刚开始。

文化差异

事实上，Google在中国并不是先驱。雅虎是第一家进入中国市场的美国网络公司，在1999年就推出了中文网站，并在北京建立了办事机构。雅虎的决策层很快就认识到进入中国是多么困难——而且文化的障碍对于美国人来说是何等的巨大。例如，中国商人极少使用电子邮件，因为他们发现保留信息这种方式不便于社交。他们倾向于实时的沟通，也就是说，他们喜欢打手机和发短信。（同样的原因，他们也不使用电话留言；在我访问中国的那几周里，无论我在什么时候打电话给一个中国总裁，他的电话总是关机，我本以为会收到一条留言说这个人“现在不在，”但是电话里没有任何信息。）对中国网民而言，网络最吸引人之处就是在线论坛，这在美国则没这么大的吸引力。在论坛上，成千上万的帖子都充斥着冗长喧闹争论和网络攻击。百度，一个2001年推出的中国搜索引擎，雅虎的早期竞争者之一，利用人们对聊天的热情，发明了一个讨论工具，允许人们对当前的热点搜索条目进行即时讨论。比如，当用户在百度搜索NBA明星姚明的话，他们找到的不只是关于他比赛的报道；他们还能加入一个聊天室和成千上万的人一起讨论他。百度的聊天室每天会有超过5百万的帖子。

正如雅虎所发现的那样，正是这些文化上的细微差别，使得中国用户很不适应由美国公司经营的网站，导致他们转到由中国企业家设计的门户网站。这些网站有新浪和搜狐，它们的搜索引擎不那么好用，但是它们能够链接到各种论坛聊天室，以及政府认可的中文新闻网。民族情绪也可能有助于中国网站成功，这是Yahoo所没有的。“现在大家都有一种强烈自豪感，要支持自己人，”香港城市大学一个研究传媒的教授LIH告诉我。

雅虎面对另外一股席卷中国浪潮同样行动迟缓：猖獗的盗版。自从Napster事件以后，西方国家普遍把盗版音乐和电影看作违法行为；当然，这种现象还是很多，但是，免费获取太多的知识产品被认为是一种可耻的行为。（正因为这样，iTunes才得以成功----曾注：以及今天iPhone；苹果不知道赚了多少钱！）在中国，下载非法的音乐、电影和软件就和上网查看天气预报一样正常。百度的总裁很早就发现很多年轻人都在网上找盗版mp3，所以公司就专为此目的开发了一个界面。一天下午，当我在北京的一家网吧时，隔着几张椅子的一个年轻人正在吸着可乐，看着免费下载的日本武士片，他的朋友则在用百度来下载50cents乐队的新专辑。差不多五分之一的百度流量来自搜索未授版权的mp3，这个在美国是不合法的。Robin李，37岁的百度创始人和CEO，并不感到内疚。“现在我觉得唱片公司可能对我们提供的服务不太高兴，”他最近告诉我说，“但我认为数字音乐作为一种趋势，是无法阻挡的。”

一开始，Google在进入中国市场上的策略就和雅虎不同。2000年早些时候，Google的工程师悄悄地着手研发一个新的引擎版本，它能够理解基于字符的亚洲语言，比如中文、日文和韩文。到了年底，一个勉强能用的中文版google就诞生了。2001年的时候，如果你在中国登录Google，Google的服务器会自动检测到你是在中国，并把中文界面传送给你，法文版的Google系统也是这样运作的。

就在百度吸引年轻的mp3搜寻者人的时候，Google却在另一些人那里受到欢迎：中国大城市里面的白领专业人士，他们接受西方文化，谈话里夹杂着英文单词，这个阶层以世界主义而不是民族主义自诩。靠着吸引这些人，Google在2002年底实现了雅虎所没有的成功：它占领了中国搜索引擎流量的四分之一---这样的成绩完全是在加州的公司完成的，远离中国政府的影响。

防火墙构筑的长城

接着在2002年9月3日，Google消失了。中国人在那天发现网站被封锁了，只剩下一个报告错误信息的页面。中国政府开始封锁Google。中国在网络审查上主要依靠两个手段。对于境内的公司，政府使用一系列的惩罚和威胁来保证内容的干净。对于境外的网站，政府使用另一种卓有成效的控制方法：被称作网络上的中国长城。

当你在使用网络的时候，你感觉似乎是无形无界的。实际上却不是。通过光缆传输的信息需要经过真实的国境线。中国一共有三条光缆主线，中国的网络就以此来和世界连接。中国政府要求管理这些网络的公司设置路由端口，在国内外网络的交接处。其中一些设施是由sisco思科公司提供的，一家美国公司，作为中国的新审查员。

如果你用北京的一台电脑进入一个服务器在芝加哥的网站，你的浏览器就会发出一个请求，这个请求就会通过光缆传到审查的路由那里，然后被检查。如果请求的网站在中国政府的黑名单上—长长的名单—而且还在增多—请求被拒绝。如果请求没有被拒绝，路由接着就会检查所请求的网站上有没有敏感词汇。如果网站包含一个类似“法X”或者1989XXX之类的，路由就会阻断信号，回到网吧，你就会看到浏览器给出一个错误提示。这个过滤系统的复杂程度让人惊讶，可以让某个网站的一些网页通过，同时封锁一些页面。当我在北京的网吧上网，我可以浏览BBC的娱乐和体育页面，新闻页面就打不开。

Google给审查者们带来了特殊的问题：由于当时Google在中国并没有办事机构，中国政府无权干涉，也没有能力让Google主动清除搜索结果。这样，网络长城的功效就只有一半了：它能够屏蔽Google的搜索结果所指向的网站，但是却没法阻止人们看到被禁网站的列表。例如你在上海，然后搜索人 权，你可以搜索到包括中国人 权组织在内的被中国政府屏蔽的网站。但是当你试图点击链接试图进入的时候，你就又会得到一个报告错误的提示信息。政府官员不喜欢这种状况--中国人由此能感觉到，他们的领导人对什么话题感到了威胁—但是Google很受欢迎，他们也不敢完全屏蔽。

在2002年，状况发生了改变。中国政府决定全面屏蔽Google。为什么？各种理论充斥着。Google的创始人sergey告诉我，他怀疑是某个竞争对手从中挑拨—某个中国的竞争对手。但他很老练地没有给出任何一个名字。但是很多美国的网络总裁都相信百度在Google被封的事件中直接受益。一个在北京的合资企业家告诉我，屏蔽Google的幕后挑拨者就是百度，2002年，百度的市场占有率比Google低3个百分点。“百度的一些人就坐下来找了上百个能让Google被封的证据。”她说，（她坚持要求匿名，以免遭到官方的报复）“接着百度的人就拿着这些结果找到政府，说，看这些有危害的东西都是在Google找到的，这就是Google被封的原因。“百度坚决否认指责。当我和北京社科院的一位教授谈起的时候，他也否定对于百度的指责，争辩说百度本来就要比Google强，而且更了解中国人的需要。然而，许多了解内情的人都告诉我，中国本土的网络公司经常向政府反映竞争对手的网站内容，以此希望对手遭到打压。在中国，审查制度不只是一个政治工具，而且还是一个竞争工具—一根公司之间互相捶打对方的大棍。

自律奖
11月的一个傍晚，我去了北京一家脏乱的网吧，那里120多个机位都被青少年们挤满了。（因为电脑和家庭网络还是很昂贵，所以很多年轻网民都去这些网吧上网，享受低廉的价格和高速的带宽——还有冷饮。）每个人看起来都准备好好地享受一整个晚上：年轻的女孩穿着粉红色和黄色的Hello Kitty的运动衫，在几个聊天窗口之间切换；楼上一帮穿着橄榄色军装的年轻中国士兵，欢笑着徜徉在中世纪幻想的魔兽世界里。在一堵墙边，挨着一副褪色的功夫电影海报，贴着一条黄色的标语：“请勿浏览色情及违法网页。”这个告示几乎没有任何作用；这里的每个人看起来根本不会去搜寻被禁止的天X门事件回顾。网吧的老板戴一副巨大的深色眼镜，留着灰色的头发，我问他，顾客会不会时常试图浏览非法的内容。不经常，他笑着回答，就算有，也就是些黄色网站。他觉得封锁那些被禁止的资料应该是政府的事。“如果这是不让看的，”他说，“那就不应该被看到。”

对于中国，西方人经常会犯的一个错误，就是以为政府的审查是偷偷摸摸的。恰恰相反，党对于这一点非常坦然---甚至是引以为荣。一个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商人告诉了我一件事，关于他去年参加一个中国网络公司协会的颁奖礼，出席的包括主要的网络服务提供商。“我当时坐在听众席，”他描述说，“然后他们就说，‘现在宣布年度自律奖！’然后宣布了10个公司，给他们发了奖牌，然后握手。一位部长也在那里，还和每个人都拍了照。这基本上就像是自我审查优秀奖---然后每个观众都在鼓掌。”这位商人解释说，中国的网络审查带有亲切和谐的治安功用。一月份，深圳公共安全部门推出了两个可爱的卡通“网络警察”吉祥物，叫JINGJING和CHACHA。JINGJING和CHACHA都有博客和聊天窗口，市民可以和它们聊天。正如一个深圳官员坦率地告诉北京青年报一样，“这两个形象的主要作用是震慑。”该文接着解释说这两个形象主要是“公开提醒所有网民，注意安全和健康地使用网络，自我规范网上行为，共同创造和谐的网络环境。”

震慑和“自我规范”，事实上在党使用审查制度控制私营网络公司方面很关键。要获准经营网络业务，私人公司必须签订一份协议，不允许包含某些特定话题的内容出现，包括“扰乱公共秩序或破坏稳定团结”，“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或者“违反国内风俗和习惯”。有一项禁令特别针对“邪教或者其他迷信”，这是很清晰地指向法XX的。但是整个协议的表述，有意地搞得很含糊。在中国诸多的监管部门里，任何一个官员都可以全权处理，要求把他认为过分的内容清除掉。

国家信息产业部的官员每周都会召集各大网络服务公司的管理者开例会---特别是拥有新闻，博客和论坛的那些门户网站---讨论那些可能会在本周出现，而且可能会被审查的新话题。“私底下我们都叫他‘吹风会’---换句话说，就是会吹哪个方向的风，”那个美国商人告诉我。政府官员会在几天前就发出警告，他解释说。“他们会说：‘这周有个党委会要开。有国外要员要来。’”

美国的网络公司在刚来中国的时候，都希望政府能够提供一份官方的黑名单，以及需要审查的敏感词。他们很快发现这样的总清单根本不存在。取而代之，政府只是要求公司自己去理解这种模糊的规范。公司必须来点政治上的心灵感应，以提前感知那些政府不会喜欢的东西。去年，网上曾经流传着一个清单，据传是政府给博客公司的敏感词黑名单，其中包括“民主”和“人权”。事实上，这份黑名单是中国一家博客公司的一位年轻总裁自己整理的。每一次政府要求清理一个帖子，他就留意哪些敏感词是政府针对的。过了一段时间，他就整理出了这份黑名单，以让自己的公司以后免遭麻烦。

不服从自我审查规范的后果很严重（曾注：黎叔生气了）。一位美国的公共关系顾问最近在帮一家中国门户网站工作时见到，一天下午，有警官冲进公司办公室，把CEO带进了会议室然后严厉斥责他没能阻止违法内容。“事后他脸都吓白了。”这名顾问回忆说，“你必须理解，这些人都被吓坏了，真的吓坏了。他们很害怕被抓去坐牢。每天坐在办公室里，他们都在想着这种事。”

这样的结果就是，中国的网站总是会审查清除掉甚至比需要的还多的内容。中国这一整套体系是建立在一个经典的心理学事实上的：自我的审查永远要比官方的审查更全面更彻底。让每一家网络公司都各扫门前雪，政府就有效地控制了用其他方法难以监控的数十亿电子邮件，新闻，论坛话题。政府采用的方法看起来就像是让公司去自己揣测，然后时不时，怒气冲冲地要求网站在24小时内清理某些内容。“这就是一个圆形监狱（曾注：圆形监狱一词来自福柯的《规训与惩罚》，比喻一种现代社会的控制逻辑），”James，一位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他是一个叫做情报调查分析中心的华盛顿政策顾问团的负责人），说：“他们的执法总是充满着随意性，让人觉得他们就是在监控所有事情。”

政府的监控虽然很全面，但也有不灵的时候。某一天可能某个被禁的站点又突然看得到了，多数是由于路由器超出负载，或者政府突然决定容忍这个网站。第二天，或许这个网站就又消失了。总的来说，网民的举动都是很小心的。他们很少触及政府的底线。有些界限是不能跨越的，这不用经常地讨论，但每个生活在其中，了解中国文化的人都或多或少的理解这些界限。这也正是美国公司对中国的环境感到困惑的原因。什么是被允许的？什么是被禁止的？

相对于美国人的困惑，中国的商人对是否难以通过政府审查制度这类问题总是一笑置之。“我告诉你，绝对不会比在美国对付SOX法案更难，”XIN YE，Sohu的创始人这样说（他指的是一个美国法案，它要求公共部门提交详细的财务报告---曾注：这个有争议的法案于2002年通过，它强化了政府对公共部门的问责和监管）。还有一个晚上，我和张朝阳，新浪的总裁，在上海一家爵士酒吧喝酒的时候，我问他，多长时间他需要把新浪论坛上的帖子清理一次。他回答，“不太经常。”我问他，不太经常指的是一星期，一个月，还是更久。他提出了反对，“我不认为我应该谈论这个。” 虽然这样，他却没有因为我的问题而感到困扰。“我不想把这个叫做审查制度，” 他说，“每个国家都会自己的倾向。在美国也有些禁忌是你不能谈论的，大家都知道这一点。”

Jack Ma说的更直接：“我们不想去招惹政府。”Ma是中国电子商务公司阿里巴巴网站的老板。我碰到他是在十月份，在北京中国国际宾馆的大堂。Ma的公司刚刚达成了中国互联网史上最大的一笔交易。雅虎用十亿美元收购了阿里巴巴40%的股权，并让Ma全权负责雅虎在中国的经营。雅虎在中国搜索引擎市场的份已降到2.3%（根据一项专业调查），它希望Ma能做得更好。Ma坐在松软的沙发上，表达了阿里巴巴在网上言论上的立场。“任何在中国属于非法的东西，都不会出现在我们的搜索引擎上。就是那些不好的东西，比如法XX？”他厌烦地摇摇头。“NO！我们只是做生意！股东要的是分红，股东要我们让顾客满意。同时，我们也没有义务要在政治上做这个做那个。就此打住吧！”

小小的革命
去年秋天，在北京星巴克，我遇到了中国最著名的政治博客写手，赵静。他是一个31岁，穿着讲究而又帅气的人。当他说起90年代晚期网络的到来让中国发生了巨变的时候，言语中透出喜悦。他说，在这之前，党控制了所有的媒体，但是当我们可以登录论坛、创建博客时，瓶颈似乎被打开了。就算你谨慎得不愿谈论政治，你也可以公开表达你对其他事情的看法---天气啦，体育啦---感觉上真是一场小小的革命。赵（他现在就职于纽约时报北京分社 --- 曾注：他现在哈佛就读）在言论上要比大多数人更大胆。大学毕业后，赵在一个小城市的宾馆里做接待员。他觉得如果自己够幸运的话，有一天也会有自己的生意。当他在1998年开始上网的时候，他意识到他真正想做的事情其实是谈论政治问题。他开始撰文发帖。在网上写了一段时间以后，一家报社的编辑就请他去做记者了。

“这就是网络的作用。”赵微笑着说，“我只上网了一个星期，就在省内都出了名。我之前从来没想过自己能写东西。但我也意识到问题不在我，而在我居住的这个小城。”赵在2003年3月丢了工作，由于他所在的报纸发表了一篇支持政治改革的文章，是一个退休官员写的。政府报复性地查封了报纸。但是赵仍然渴望写作，他于2004年12月开建了他的博客，挂靠在一个服务器在英国的博客网上。他以安替作为笔名，写了很多诙谐的支持言论自由的文章。很快，这些文章每天都吸引了成千的读者。去年八月，政府使用防火墙封掉了他的网站，这样在中国就没人能看到了。但是他无所顾忌，转而使用微软的博客，即MSN SPACE。虽然政府肯定还在监控他的文字，但安替仍然大胆地在写。赵告诉我，他知道自己很安全，因为他知道底线在哪儿。

“如果你只是每天上网写东西，批评政府，他们不会介意，”他说，“因为这只是言论。但如果你想组织一些人---哪怕只有三四个---那他们就要来收拾你了。因为这不是言论，而是有组织有预谋。人们说我很勇敢，但我不是。”网络给赵带来了一定的政治影响力，但他说起自己的博客对政府能产生什么影响时，却不怎么兴奋。更让他兴奋一点的，是他对自己的认识不断发生变化。有好几个年轻的中国人也对我说起了同样的看法。如果网络正在给中国带来一场革命，那么这也是通过许许多多微小的、平凡的方式来实现的。

一天下午，我去拜访了一位29岁的中国女士，JIANG JINGYI。她在EBAY开了一个网上服装店。当她打开自己在上海的繁华地区的公寓大门的时候，我感觉自己突然撞进了一间别致的SOHO流行时装店。三排衣架挂满了冬天穿的夹克，起居室的中间堆着运动衫，还有整齐地摆放着的跑鞋和靴子。我们坐在她摆了四台电脑的卧室里喝茶，JIANG通过翻译告诉我，她以前是一个设计师。但她说自己是一个购物狂，有一天，她决定把她在当地服装厂找到的便宜衣服放在网上卖。衣服卖得很快，她得了3成的利润。接下来的三个月，她越卖越多。至到有一天她发现网上拍卖的利润已经超过了她原来的工资，她就辞了工作，专职搞拍卖。现在她每月的销售额超过100，000元，合12000美元。

“我的父母没法理解。”她笑着说，一边敲打电脑向我展示她最新的拍卖，一件售价300元的夹克（网上她给这件夹克的描述是“非常新潮，穿起来很酷！” ）现在JIANG的销售范围已经遍布全国各大城市，尽管中国滞后的银行系统和不可靠的信用机制让跨国交易很复杂。但是当PAYPAL---EBAY的网络交易系统---终于把中国和全球市场连起来后，她说自己准备开展小型的国际业务，把打折的衣服直接卖给那些在伦敦或者洛杉矶引领时尚的人。

妥协与放弃

Google到现在也没搞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中国政府在2002年下了查封令。而查封令在两周之后又神秘地嘎然而止。但是就算解除了查封，Google还是有很多麻烦。中国的防火墙长城拖慢了所有进入这个国家的网络信号。一百次里面有十五次，Google会因为网络塞车而无法使用。防火墙也开始惩罚那些好奇的人们：如果有人查找一个敏感词汇，防火墙通常就回复一个虚假的错误信息，让人以为Google的系统坏掉了。然后接下去的好几分钟，用户就没法再连接上Google----这种惩罚可以算是数字化的一巴掌吧。对于Google来说，这些延迟和错误是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搜索引擎本因在毫秒之间给出结果。百度，Google的主要中文竞争对手，就没有这样的问题，因为他们的服务器就在中国本土，在万里长城之内。更糟的是中国的大学网络不能够访问国外网站，意味着Google在其他国家最忠实的粉丝，在中国却不得不选择百度。

BRIN和其他Google的总裁们意识到，防火墙留给他们的只有两个选择，而且都是他们不情愿的。如果Google继续置之不理，继续只在国外运行，那么结果只能是被防火墙拖慢，甚至更不公平的封锁---最终，市场份额就会被百度和其他中文搜索引擎瓜分。如果他们开办中国分部，把服务器开在中国，防火墙的问题就不存在了，服务速度立刻就能提升。但是Google就必须屈从于中国的审查制度。

大棒加胡萝卜最终把Google引到了中国。百度就是大棒：截至2005年，百度已经彻底地击败了竞争对手，几乎抢占了一半的中国搜索引擎市场，而Google的市场份额缩水到了27%。胡萝不就是Google公司自己的一个概念，让一个独裁的国家的人民拥有更多的信息来源，这就是在做好事。公司的职员指出，他们肯定要比那些屈从于审查制度的中国公司做得好。当然，Google也必须清楚最敏感的政治网站----宗教团体，民主组织，天XX纪念---还有黄色网站。但是相比中国用户能够在Google上找到的内容，这些只是九牛一毛。Google还是能让中国人更多地了解艾滋病，环境问题，禽流感，全球市场。BRIN告诉我，利润，在综合考虑的因素中占的比重不大。他认为Google要想在中国盈利至少需要好几年。他认为，事实上进入中国市场的商业考虑并没有希望中国人能够好地获取信息的考虑多。“我们最终决定作出这个妥协。”

他和起来管理层开始讨论哪些妥协他们能够接受。最后决定是，不像雅虎和微软，他们不提供中文的邮件和博客服务，因为这样的服务会被迫使得他们要审查博客或者要把不同政见者的信息提交给秘密警察。他们还决定不会撤销现有的，没有审查过的中文版Google。这样一来，他们实际上就给中国人提供了两个搜索引擎。中国网民仍然可以进入旧版google.com；这个版本提供没有审查过的搜索结果，虽然敏感的结果最后仍然会带来一个错误页面，虽然该版本仍然会很慢而且时不时地被防火墙整个封杀。新版的Google是google.cn,这一版的内容会经过审查---但是会快得多，可靠而且不会被防火墙阻挠。

BRIN和他的小组决定如果他们必须要清理例如“天XX事件”的搜索结果，那他们会在搜索结果的顶端放上一个声明，解释说根据中国法律，有些结果被隐去。当中国的用户查找被禁止的条目，BRIN说，“他们至少能注意到有东西没有了，或者至少注意到国家的控制。”这就使计算机专家经常使用的解决方案：信息缺失其实也是一种信息。（Google的法语和德语版也会显示类似信息，针对一些支持纳粹的网站）

BRIN的小组还要接受另一个挑战：如何决定哪些网站要屏蔽？中国政府不会给他们一个黑名单。所以Google的技术人员就借助高科技手段。他们在中国境内设置了一台计算机，然后设置程序让该机访问国外站点，一个接一个地试。如果有站点被屏蔽了，就意味着政府把它视为非法---这个网站就被加进Google的黑名单。

2005年12月，Google的管理层在许可证上签字，正是进入中国市场。他们从来没有正式地和政府官员坐下来，接受审查协议。他们决定自己先这么做---然后等着政府的反应。

中国风暴

Google.cn于今年一月27日正式运营，维护人权组织的成员马上登陆新的引擎，察看它是如何运作的。Google的自我清查非常全面，有关法XX的第一页搜索结果，都是反对法XX的网站。Google的图片搜索，也是很出类似的结果。输入天X门，你看不到XX和XX，只能看到夜晚的美景还有幸福的中国夫妇在那里的合影。

Google的时机实在选得太差了。Google.cn的做法被代入一个政治语境，和其他在华科技公司的做法相提并论。去年九月，无国界记者组织透露，在2004年，雅虎把一封用户的个人邮件交给中国政府。导致SHI TAO，一名商业记者，在把关于政府规范媒体的文件传给境外网站的时候被捕。他被判入狱10年。接着在12月，微软遵从政府的要求，关闭了安替的博客。值得注意的是，微软的博客服务器甚至没有在中国；公司有效地遵从了大洋彼岸政府的审查，删除了位于美国的服务器里的资料。

对比这些事件，Google的管理层也许表现得更负责更道德。但是中国问题的风暴在二月席卷了硅谷，Google首当其冲。国会召集了三家公司进行听证---一起的还有csico，中国万里长城的硬件提供商---立法会质疑了三家公司的做法，Google更是被特别地教训了一顿。他们质问，一家以“不要做坏事”为口号的公司为何与中国的审查者合作。“这样你们的公司就成了中国政府的打手，”JIM LEACH，爱荷华州的民主党人说，“如果国会也想学学怎么审查，我们就找你们Google。”

赵静的排名

2月份，我又一次见到了赵静，这时候距离他的博客被关闭已经两个月了。我们在北京的一间酒吧喝酒。安替还是像之前那样充满活力，虽然他有点后悔上次自己所做的乐观的评价。“我现在有一点愤世嫉俗。”他的博客被封是因为一篇日志，谈到中国一家报纸的主编被炒。他当时呼吁大家抵制该报。这个举动显然是越界了。已经不只是言论那么简单，因为安替号召了大家去行动。政府联系了微软，要求关闭安替博客，公司同意了。这个举动召来了大批拥护言论自由人士的抗议，他们指责微软甚至在中国政府还没给出正式的要求之前就屈从了。

微软似乎对公众的抗议已经习以为常。在国会听证的时候，公司的政府关系总管表达了遗憾。为了挽回颜面，微软高层指出他们备份了被删掉的博客日志，并把他们寄给了安替。安替告诉我，微软并没有提及，他们拒绝把日志通过电子邮件发给他，他们只是刻了一张碟，然后寄到安替要求的美国境内任何一个地址。微软看起来太害怕中国政府了，安替苦笑着说，他们甚至不敢通过邮件把被查禁的东西寄到中国。（微软拒绝对本文发表评论）

我原本以为赵会很愤怒。但他却出人意料地很平静。他把几家公司进行了道德上的排名，扳着手指一间间的数。他说，Google应该排在最前。它确实真诚地在改善中国人获取信息的质量，而且在这样坏的体系里希望做到最好。微软其次；安替显然对他们的做法不太高兴，但他说微软还是提供了一个好用的博客工具，毕竟给中国人提供了一个公开发表意见的空间。雅虎排在最后，安替对他们的态度唯有怨恨。

“Google做出了妥协。”他说到，有时候妥协是必要的。但是雅虎的行为，却要被归到另一类：“雅虎是叛徒，中国人都痛恨雅虎。”安替说，不同点是雅虎把一个不同政见者置于危险当中，而且很明显没有考虑到对人权的伤害。（雅虎没有做出评论）Google却相反，他们避免了那些有可能导致人们入狱的服务。安替说，他们虽然也在审查信息，但他们犯的错无非是删掉一些信息，而不是删掉自己的人性。

失真的世界
赵的道德观点很让人惊讶，不只是因为对于美国的思维方式来讲太过陌生。大多数美国人，特别是多数思考和写作关于中国问题的美国人，他们的思维中不存在折中的民主，或者折中的言论自由。一个国家要么就完全拥护这些自由，要么就是跌进了集权国家的深渊。但是中国的博客写手和网民们其实之前早已经在谷底待着了。从这个角度来看，被审查过的互联网，已经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年轻一代来说，网络把公共言论变成了一种日常行为。从根本上说，这个也正是Google的看法。由此引出一个有趣的问题：一个不完美的互联网能否造福于一个社会？
有一位我采访过的总裁把中国互联网的这一难题总结为“失真的世界”。如果人们用Google搜索法XX，然后无一例外地发现所有网站都反对它（正象google.cn现在这样），那么，他们会形成怎样的世界观呢？ 他们也许会相信Google的权威，假定情况就是这样的。这正是共和党代表CRISTOPHER SMITH所担心的，他召集了最近的几次国会听证会。“关于敏感问题，当Google带给你的只是一个中国政府的宣传品，它就获得了Google认可。“SMITH最近对我这样说。”这就会影响到下一代——他们会认为，也许我们可以在专制下生存。不会有什么LECH WALESAS（波兰革命的领袖人物），也不会有什么民主。” 对于SMITH来说，Google的逻辑就是姑息迁就。Google太看重经济利益，而忽略了政治问题，就像那些公司，它们同实行种族隔离的南非搞关系。（本月早些时候，Google的CEO，Eric Schmidt，在北京会见李开复时对记者说，要Google去改变中国的审查制度，这实在是太“自以为是“了。）
但是也许失真的世界对中国来说还是小问题，因为很多中国人告诉我，他们很久以前就学会了跳过党的那些虚伪的政治宣传和媒体控制。中国社科院的GUO LIANG教授告诉我一个显著的例子。“哈佛的一些人做了一个关于中国互联网的调查，我们他们调查结果是什么？他们回答，我们认为中国政府试图控制互联网。我就一直笑，我说，我们当然知道这个！”Google的审查过滤对GUO来说并没有什么值得讨论的，一点也不新鲜。

香港城市大学的教授ANDREW LIH说，大多数中国人抱有一种长远的眼光看问题。“中国人有五千年的历史，你现在封一个网站，他们只会想，用不了多少时间，它自己就会回来的。”或者想想中国那些想方设法登陆维基百科全书的人。最近，伟基百科被全面封杀。这些人希望说服维基的管理者能够建立一个中国政府允许的版本，禁掉那些在中国不合法的条目。他们说，这对于中国来说其实是好事，特别是那些边远地区学校。（到目前为止，维基仍然表示不会创建一个审查过的版本）

电脑程序的代码是很灵活的，因此有很多办法对抗虚伪---让信息审查这个事实或多或少被大家看到。在开发google.cn的过程中，Google曾经考虑禁掉和敏感话题有关的所有内容。也就是说在Google中国去搜索法XX，结果是一个支持的站点也没有，一个反对的站点也没有。那样能带来怎样的影响呢？别忘了，当Google推出审查版的google.cn的时候，仍然保留了旧版的搜索引擎。也就是说任何一个网民，只要输入一个敏感词，然后把新旧版本的结果做一个对比，就可以知道黑名单上到底有什么了。有些批评家甚至建议Google做得更多一点，直接把黑名单在美国公布，让审查制度变得完全透明。

超级女生理论
当我和李开复在他北京的办公室谈话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会感到他的前后矛盾。有一阵他就像一个热爱自由的Google人，强调说互联网给了每个网民以权力。但是下一分钟，他就更像阿里巴巴的总裁JACK MA---强调中国人对于引发动荡不感兴趣。在和中国的网络公司总裁聊天的时候，我一次又一次的听到这样的圆圈逻辑：我们不觉得清理掉敏感话题有什么不好，因为用户本来就不会去看那些东西。

也许他们是对的，用户是不会去看。但你也能很轻易地反驳说，他们不感兴趣只是因为他们被吓到了。谁会公开地在公共网吧查找不合法内容呢？---甚至是在家里—政府要求每个上网用户都要登记姓名和电话号码以便追踪。政府对网络的镇压甚至有可能变本加厉，如果中国广大的穷苦农民也开始上网。政府适度的容忍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的网络言论。但是那些被腐败的地方官僚欺压的农民们都是激进分子，他们对北京来说是现实的威胁。2004年有多达70，000起抗议活动，其中很多都被强硬地镇压了。

在批评家眼中，Google是将中国网民的期望置之不顾，为了保证市场赢利而屈从于中国政府。李开复的话则代表一种完全不同的信念：互联网由于与生俱来的特性，将会逐渐瓦解政府控制言论的能力，为一个拥护民主的社会打下基础。从这个观点出发，中国的革命将不会存在“伟人”，也不会存在LECH WALESA式的英雄，激励被压迫的同胞，为民主而战的将是一亿毫不关心政治的年轻人，他们在博客上谈论他们的约会，他们喜欢的乐队，电子游戏---整整一代把公共言论当作日常习惯的年轻人。

在我们谈话当中，李开复谈起了去年的超级女生，一个模仿“美国偶像”的电视节目。和美国的版本类似，年轻漂亮的女孩在夺目耀人的包装之下演唱西方流行歌曲。每一回合，观众都可以通过短信选出他们最喜欢的参赛者。随着比赛进入白热化，开始了类似总统大选的拉票活动，组织起来的粉丝们建立网站，要求大家投自己喜爱的歌手。最后的决赛，有800万年轻人参与了投票；冠军是李宇春，21岁，学生打扮的她唱了爱尔兰乐队Cranberries的一首zombie。

“我觉得这就是民主的一次实践。”李开复说，“大家为超级女生投票。他们喜欢这个比赛---他们上街去拉票。”换句话说，也许这并不是革命。但是这也许是个开始。